为了这场活动，两个人研究了很久，主要是震撼性。因为作为学生，开展募捐活动本就有许多限制，所以她们必须要找到合适的项目才能实施计划。
而米国这个国家流行慈善事业，并且广大的参与度明，慈善在美国很有民众基础和社会共识。很多人认为，这和美国建国的历史有关。
1620年，五月花号（mayfloer）载着102名清教徒来到北美，建立了此处第一块殖民地。
他们面对的是寒冬凛冽、物资匮乏，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却发现无瓦遮头，新新大陆饶心里和身体感觉一样，应该是拔凉拔凉的。
据，当时“只剩下六七个身体还算健康的人”。但是，这些人“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将真正的爱奉献给了他们的同胞，使得人们最终得以生存下来”。因此，在其早期殖民历史时期，慈善实践就有不少。
也有相应的组织。独立战争之后，终于有了美国，但战争虽然带来了独立，却也带来了种种战争创伤，百废待兴，人们对慈善事业也更加关注。
托克维尔指出，这一时期的美国人“展示了普遍的同情心”。帮助孤儿寡母、从良妓女的慈善组织出现，慈善更重视家庭关系和最需要帮助的人。
到此时，慈善理念和组织还难言其现代性。
19世纪后三十年到20世纪初，掀起了一轮慈善的高潮。1889年，当时的着名富人卡耐基发表《财富的福音》，出金光灿灿的至理名言“拥巨富而死者耻辱”，成为当时乃至后世众多富豪们的座右铭。
洛克菲勒也随后苦口婆心地指出，“富人愿意将自己的财富用于回馈社会的时代到来了”。
1901年，卡耐基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在纽约市捐款建立了68座图书馆。
1911年和1913年，卡耐基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相继成立，到卡耐基1919年去世时，他已经成为美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总共捐赠了3.5亿美元。
先后在美国捐建了1412座图书馆，在英语国家共捐建了2500多座。洛克菲勒则“再接再厉”，持续捐赠，其临终前也成为帘时最大的慈善家。
必须要，慈善理念和慈善组织的现代化历程，和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密不可分。
这一轮慈善高潮和慈善现代化趋势，其来有自1873年，马克·吐温发表了一篇《镀金时代》，形容这个时代在浮华奢靡的泡沫背后，是铜臭的腐烂和社会撕裂。
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达到95亿美元，是同年英国工业总产值的两倍、法国的三倍多。
同时，美国社会转型剧烈，迅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移民纷至沓来。
当时，纽约人口超过1000万，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特大城剩但极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冲突加剧。
在工业化时代，贫富分化加剧，前1%的家庭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而此时，美国经历了最高的工业事故发生率。
贫困人群的主要问题有看病难、教育难、住房难等。1914年和1915年，纽约市记录在册的肺结核患者每年分别新增了3.5万和2.2万人，其中死亡人数8918人。
他们的治疗花费了公共和私人总计68.7342万美元的健康资金。孩子们得不到教育机会，而且往往14岁就辍学去工作养家。纽约的穷人们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由于收入低和缺乏保障，常常被房东扫地出门。
动荡的现实使美国精英反思，希望通过制度修补来缓和社会矛盾。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在成为慈善家之前，都是赫赫有名的“铁腕”“冷血”的资本家，媒体称他们是“卑鄙”和“贪婪”的。
他们的“转变”，不得不，既基于来自社会的压力，也基于对时代的反思。
19世纪中期，史密森学会等的建立，表明其慈善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扶贫济困走向了解决社会问题。1867年，美国有邻一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慈善基金会——皮博迪教育基金。
慈善基金会开始支持探究造成贫穷等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出资使这些问题本身只得到表面上的、暂时的缓解。
美国现代慈善组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始兴起。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慈善事业又一次兴起。
这个时期，里根经济学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83年1月开始，经济持续增长92个月，平均增长率为3.6%。
虽然有个短暂的经济危机，但1991年4月开始，经济又持续增长120多个月，失业率稳步下降，通货膨胀率降到了2%以下。
经济的蓬勃发展让社会更有心有力进行慈善活动，而随着自由主义的兴盛和新技术的助力，“新贵”也在不断诞生。
于是，慈善基金会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1980至1990年间，家族慈善基金会就新增4117家，超过了之前的综合3110家。到了上世纪90年代，涨势更是惊人，1990年至2000年间的新增数家。
总体而言，美国慈善事业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发达的市场机制，因此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和较为亮眼的成绩。
从美国来看，其慈善理念的转变对慈善事业的兴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对我们所谓的“第三次分配”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慈善活动的兴起，往往在经济转型期间发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没有能够跟得上，社会整体财富增加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趋势，引发了内部矛盾和撕裂。
因此，慈善活动作为分配的补充职能，其实已经脱离了早期的“救急”“救穷”意味，而转向“救世”。对于“镀金时代”的巨头们而言，无异于是一次对人生意义和自身社会价值的再审视和再认知。
事实上，对社会而言也是如此，是一次分配理念的转变，也是一次价值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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